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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八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岑可法，曾因在煤炭的燃烧和清洁利用方面取得一系列开拓性成就而著名。他所带领的浙江大学热能工程研究所科研团队，集中在近年来成为热点的垃圾焚烧发电领域，成功研发了“生活垃圾循环流化床清洁焚烧发电集成技术”，成为“废弃物能源化处置世界五大技术流派之一”，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中国专利优秀奖，并已在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推广应用。应用该技术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焚烧的垃圾，超过全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量的三分之一。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岑可法和他团队的教授们就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发电问题中的一些关键环节作了介绍。他们认为，如果有好的政策引导，优秀技术会让中国的垃圾焚烧发电比欧美日发达国家更加清洁，并对节能减排贡献巨大。
在采访行将结束时，岑可法总结说：中国的生活垃圾处理，要走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做到分级、高效利用，以绿色、生态、近零排放的发展思路来考虑生活垃圾的焚烧发电技术未来的发展，只有做到这样，“垃圾围城”才能真正取得突破。
在中国尤其东部，不推广垃圾焚烧没有出路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估目前我国城市垃圾增长以及城市垃圾处理的情况？
岑可法：社会上很多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环保部的公报、政府官网等。由于统计难度大，县级及以下的镇、村级生活垃圾清运量，鲜有官方统计数据。而行业内的统计信息获取比较困难，我们都是去主管部门和垃圾处理厂询问。从媒体报道得知，北京六环外就有密密麻麻的垃圾填埋场，有的只能说是堆积场。不仅北京，“垃圾围城”在中国许多城市都存在。
2012年我国城市人口人均年产0.24吨垃圾，全国城市的生活垃圾清运量有1.71亿吨，相比2008年数据增长了11%。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接近85%，属于发展中国家水平，日本等发达国家均接近100%。
在城镇化加速的背景下，据现有城镇化增长率数据推算，2030年全国城市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大约2.6亿吨，形势不容乐观。
到2012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以填埋为主，约占73%，焚烧约占25%。甘肃、青海等地方的城市几乎都是填埋，而福建、浙江和江苏等地城市的焚烧处置率超过五成，其他处置方式很少。
我想说，垃圾焚烧发电不是洪水猛兽，在中国尤其东部不推广焚烧是没有出路的。现在还是哪里建焚烧发电厂哪里就反对，甚至一些专家也不理解，风波不断。直到国务院常务会议肯定了要发展垃圾焚烧发电的方向，焚烧才得到重视。
一般发达国家，人均土地很多的以掩埋为主，土地不够的都以焚烧为主。而中国人多地少，尤其东部地区，不搞焚烧怎么办？以杭州为例，哪里还有新的地方可以填埋？
垃圾填埋场一般都在城郊甚至更远，垃圾的运输距离很长，用高级的能源每天运输低级的生活垃圾，很不划算；垃圾填埋后产生的沼气，收集困难，沼气泄露会对环境造成温室效应，危害更大。
从我国近几年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和焚烧处理的比例变化看，焚烧发电处理是发展趋势。我觉得社会缺乏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需要政府重视、媒体宣传，让老百姓掌握真实的情况。
《瞭望东方周刊》：很多城市居民也知道垃圾焚烧发电厂必不可少，但就是觉得不能建在自己家旁边。你觉得这个问题有望解决吗？国际上处理的办法是什么？
岑可法：这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认知程度和接受程度，政府和媒体应该做到正确地引导和宣传，既不能言之不实，也不能言过其实。企业在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过程中，也要公开透明、要高标准严要求，确保焚烧发电厂的污染物排放在达标的基础上做到更好。只有这样，公众才会接受和理解政府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各种可行方案和决策。
政府补贴起关键作用
《瞭望东方周刊》：现实中大家对二噁英还是比较忌讳的，你如何看？
岑可法：二噁英是垃圾发电污染物控制的核心问题。当然，垃圾焚烧还有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重金属等污染物的排放。作为燃烧的二次污染物，就不可能零排放，只能近零排放，这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但大家也没必要过于紧张，我想说说一些事实。
这30多年，我们考察了欧洲、美、韩、日等不少地方，他们的焚烧发电厂都建在哪里？维也纳、法国鲁昂建在市中心，设计精美；广岛、京都、首尔的也很漂亮，有些地区焚烧厂烟囱上还有观光塔。他们基本都实施了欧盟标准(二噁英的标准限值为0.1纳克毒性当量值每标准立方米)，焚烧一吨垃圾的补贴高至几百欧元，而我们是几十元至二三百元人民币。
科学证据表明，只要满足国家乃至欧盟标准，环境、人体是可以承受的。当然，污染物的排放越低越好，我们要努力向近零排放的方向发展。
我国现行的二噁英排放标准是1 纳克毒性当量每标准立方米，2010年发布了现行标准修订稿的征求意见稿，将标准提高到欧盟标准，目前还在征求意见中。
现实中，再生有色金属、电弧炉炼钢、废弃物焚烧和铁矿石烧结等4个行业占到二噁英总排放量的81.4%，是二噁英排放重点行业。露天焚烧排放也是重要来源，将27个家庭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自行露天焚烧的话，其二噁英排放量就与一个每天处理垃圾200 吨的现代化焚烧炉相当了，而这200吨垃圾，相当于2500余户家庭一天产生的生活垃圾量。
从技术角度，国产技术、设备已不亚于欧美日发达国家。关键是政府的投入一定要到位，补贴要实实在在地到位。纳税人的钱就该花在该花的地方，高标准、高技术，对公众和环境负责。
垃圾能源化利用对节能减排的贡献巨大。2012年中国生活垃圾的焚烧量达3854万吨，其能量等同于38亿多立方米的天然气，相当于减排700多万吨二氧化碳。中国每年1.7亿吨城市生活垃圾，蕴含的能量相当于17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我们正在和有关企业开展合作，把餐厨垃圾收集和处理，做成车用生物天然气，每天800吨的餐厨垃圾处理量可以提供给1600辆车使用。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只要政府补贴足够，完全可以很好地控制焚烧发电厂排放中的有害物质？
岑可法：每个城市的垃圾处置补贴都不一样，高的两百多，低的几十元。一些经济实力强的城市补贴相对较高，中小城市或经济欠发达城市的补贴就低很多。
政府的补贴包括：垃圾处置费、上网电价补贴等。政府补贴要到位，各种补贴和收入足够使企业有能力和信心应对焚烧发电的污染控制，企业才会尽最大可能、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装备，确保降低焚烧发电的各种污染物排放。
垃圾分类问题实难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目前的垃圾分类情况？一种说法是，它是目前影响垃圾焚烧发电的主要因素？
岑可法：现在街上捡垃圾的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垃圾分类的角色，玻璃、报纸等可以卖钱的都被搜走了，其他都被拉去填埋或者焚烧发电。
垃圾分类回收还处于推广阶段，且仅限于少数大城市。2000年起，当时的建设部选定北京、上海、广州等8城市作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实施比较困难，还在缓慢推进。因家庭厨房面积小、垃圾丢弃习惯等缘故，中国人垃圾分类意识并不高，分类后续的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理也做得不好。
我们的想法，根据需要，每个城市在市区就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就近实现资源化能源化利用，效益显著又节能减排。但中国还远远没到这种程度。
要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民众意识；垃圾分类回收分片分区，有步骤地推进；政府部门要重视，健全垃圾分类和管理体制；采取法律约束，对破坏现象进行处罚。全民要放低心态，不能急于求成。
不能让好技术停留在实验室中
《瞭望东方周刊》：回到二噁英的问题上，国内的控制技术进展如何？
岑可法：与我们合作的很多垃圾焚烧发电厂都能做到欧盟标准。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是争取二噁英近零排放，比欧盟标准还要严格十倍。
国际废弃物能源化理事会主席、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Nickolas J. Themelis教授在国际动力工程会议的特邀报告中，将浙江大学的循环流化床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列为国际五大主流技术之一，是欧美日发达国家以外唯一列入的技术。
我们的先进技术很多，拟进行示范验证的二噁英在线监测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现在二噁英不能实时监测，一年才做一次，检测的人走了说不定又不达标了。这个技术能够为企业产业进步、公众监督提供支持，也得到了科技部门的认可。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很多技术一直停留在实验室中。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这么说？
岑可法：政策引导还不够合理。垃圾焚烧厂，现在不管企业排放多少，补贴都一样，谁还愿意去做更好的减排？最好建立一个弹性政策，企业做节能减排、做更高层次的减排，也是在为环境作贡献，为什么不能多补贴点？
国内的技术发展很快，最主要的排放指标都能做到欧盟标准，甚至好于国外，应该给予公平的竞争条件，为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瞭望东方周刊》：就全国所有垃圾焚烧发电厂来说，二噁英整体情况怎样？
岑可法：从我国已公布的二噁英排放源清单调查报告中来看，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排放量仅占我国二噁英排放总量的很小一部分。从环境排放总量来看，在再生有色金属、电弧炉炼钢、废弃物焚烧(包括工业危险废物、医疗废物、城市生活垃圾等)和铁矿石烧结等重点行业和我国实施污染控制的重点地区，要加快实施二噁英的有效控制和减排，这也是我国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的要求。2010年10月19日，环境保护部、外交部等9个部门以环发〔2010〕123号印发《关于加强二噁英污染防治的指导意见》，应该在各个行业加快推进和落实。
《瞭望东方周刊》：将一座排放并不理想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升级”为近零排放，需要多大投入？
岑可法：现在还没有垃圾焚烧发电厂“升级”为近零排放的案例，我们正在努力开展科研及示范，希望能成功。如果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在建设之初就以近零排放为目标，则初期投资会增加数个百分点，运行成本也会提高。这还涉及到，政府如何看待以近零排放为目标建设或技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些高标准、严要求的焚烧发电厂能否得到政府的鼓励和认可。
信息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